從「自決」到「台獨」：不斷被加值的〈人權宣言〉 | 全國各校統一編號資料庫

2017年9月27日—由於政府的教化策略明確以及掌握了國家機器，因此其國家認同塑造成效相當全面，影響範圍不分年齡（當然也包含了長老教會的廣大信徒），族群、制度、文化等 ...

鄭睦群（淡江大學歷史系、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017年8月13日，七星中會濟南教會舉行了「人權宣言40年週年感恩禮拜」與「新而獨立的國家座談會」，回顧當年發表〈人權宣言〉的種種，以及檢視目前台灣仍然艱辛的建國之路，也再次回應了1977年仲夏的獨立呼聲。

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下稱長老教會）已不避諱其支持獨立建國的立場，並且將〈人權宣言〉視為其宣告台獨與國家認同轉換的里程碑，這幾乎也是學術界的定見了；但若是對當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進行更細膩的分析，會發現當時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其實尚未從「中國民國」轉移至「台灣國」，〈人權宣言〉最初的台獨成分也值得進一步商榷。

目前學術界對於國家認同的研究偏向後天的「建構」論，認為國家認同的塑造是一段漫長的動態過程，另外我們可以也從「族群」、「文化」與「制度」等三個向度來理解1970年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

族群認同為一個人由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例如〈龍的傳人〉裡面的「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即是一例；文化認同是指一群人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無數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某些人不斷高唱至今的「中華民族」就是如此的刻意；制度認同則是基於對特定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有所肯定所產生的政治性認同，簡單來說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異。

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對島內的人民進行單向教化，使台灣人接受中國是自己的祖國，並且進行文化上的同化。1950至1960年代的教育本質是黨化教育與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儘管國民黨政府早已退出中國大陸，但是在國家認同上仍舊以其母土作為認同的指標。由於政府的教化策略明確以及掌握了國家機器，因此其國家認同塑造成效相當全面，影響範圍不分年齡（當然也包含了長老教會的廣大信徒），...